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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[美]谢丽尔·桑德伯格田蓝/乐怡译
中信出版集团出版
编者按：从2月份开始，一个母亲读书会陆续登出了《另一种选择》书中第七章“让孩子更具复原力”的内容，为了让大家对全书有更全面的了解，我们在近期会对其余章节的重点内容逐一概括介绍。
前言
主要描述的是丈夫去世的过程和当时的自己
仿佛等了一生那么久，之后我被带进一个小房间。医生走进来，坐在桌子后面。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医生离开后，菲尔的一个朋友走向我，轻吻我的脸颊，说：“节哀顺变。”他的话和礼节性的吻令我恍惚地看到未来，我知道，正在经历的这一幕会不断地、不断地、不断地在将来上演。
有人来问我，要不要和戴夫道别。我当然要去说再见，我怎么舍得离开他。我以为，只要我待在那个房间，抱着戴夫，只要我不离开，戴夫就会醒来，带我逃离这个梦魇。这时，同样悲痛的罗伯告诉我该走了，我走了几步离开房间，然后又转身跑了回去，用尽全身的力气紧紧抱住戴夫。最后，罗伯慢慢地把我拉开了。玛恩陪着我走过长长的白色走廊，她环着我的腰，支撑着我的身体，防止我再跑回那个房间。
我的余生就这样开始了。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，这都是我不曾选择的人生，也是我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的人生。这一切都令我无法想象。之后，我和孩子们坐在一起，告诉他们，爸爸走了。孩子们尖叫着，我哭喊着。葬礼上，人们说起戴夫时用的是过去时。我的家里也突然出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，不断有人来到我身边，草草地吻着我的脸颊，伴之以相同的一句话：“节哀顺变”。
诗歌、哲学和物理学都告诉我们，时间带给我们的感受并不是均等的。戴夫离开后，时间变得越来越慢，越来越慢。一天又一天，孩子们哭泣着，尖叫着。他们不哭的时候，我伤感地看着他们，等待着他们下一次需要安慰的时刻。而我自己的哭泣和尖叫，大部分都是憋在心里；有些时候，我也会忍不住释放出来，填满其他空间。我被空虚占满了——巨大的空虚占据了我的心脏、我的肺叶，限制了我思考的能力，我甚至无法呼吸。
悲痛是个极其苛求的伙伴。戴夫最初离开的那几天、那几周、那几个月，悲痛一直都在，它不只隐藏在海平面之下，还浮上了海面，细密、绵长，挥之不去。然后，悲痛又像海浪一样，急卷起来，冲刷撞击着，就好像要把我的心抛出身体一样。在那些时刻，我感觉自己连多一分钟的痛苦都不能再承受，更别说一个小时了。
我常常回忆起戴夫躺在健身中心的地板上，我仿佛看到他的脸在天际浮现。每到深夜，我都会大声呼喊，喊进那虚无：“戴夫，我想你！你为什么离开我？求求你，快回来！我爱你......”每一晚，我都哭着入睡；每天早上醒来，我都会再经历同样的情绪。我不相信，没有他的世界还会继续运转。其他人怎么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生活下去呢?
而且，日常生活中很普通的事情，也开始变得带有杀伤力。女儿在“家长之夜”活动上给我看她在8个月前开学第一天写下的话：“我上二年级了，我很想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。”女儿的话像破碎的玻璃球一样击中了我。在她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，无论是她还是我，都不会想到，在二年级还没有结束的时候，她会失去父亲。二年级！我看了看握在我手里的她的小手，再看看她甜美的小脸——她盯着我，想知道我是不是喜欢她写的文字。我颤抖着，脚步蹒跚，差点儿跌倒，我只能假装要不小心跌倒了。我们一起走在教室里时，我一直看向地面，躲避着其他家长的眼神，避免彻底崩溃。
所有的纪念日更令人伤心。戴夫总是会把孩子们开学的第一天当成大日子——他会在孩子们走出家门的时候，拍很多照片。我也试图激起热情去拍相同的照片。这次，女儿生日那天，我坐在卧室的地板上，我的母亲、妹妹和玛恩陪着我。我感到自己下不了楼，也活不下去了，更别说在生日会上强颜欢笑。尽管我知道为了女儿，我不得不这样做；我也知道为了戴夫，我必须这样做，可是，我只想和戴夫一起做这些事。
我的朋友戴维斯·古根海姆告诉我，作为纪录片制作人，他早已学会“让故事自己讲出来”。每一部片子开始拍摄时，他都不知道故事的结尾会是什么样子，因为每个故事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、自己的时间节奏缓缓展开。戴维斯担心我试图去控制自己的悲伤，他鼓励我要倾听悲伤，靠近悲伤，让悲伤自行其是。他太了解我了，我的确找了很多方式与悲伤作别，我想把它放到盒子里，再丢掉。最初的几个星期、几个月，我失败了——痛苦每时每刻都掌控着我，即使我看起来很平静镇定，它却一直在那里。我的身体坐在会议室，或者在卧室给孩子们读书，我的心却永远停留在健身房的地板上。
亚当从我的电话声音里听出了我的绝望，于是他又横跨美国，飞来告诉我，在这看似无止境的空虚中，其实存在着边界。他想面对面地告诉我，尽管悲痛不可避免，但我可以做些事情以减轻我自己和孩子们的痛苦。他说，最多6个月内，50%以上失去配偶的人会度过心理学家所定义的“急性悲伤”(acutegrief)阶段。亚当让我相信，尽管悲伤会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转，但我的信念和行动却决定着我多久后会走出空虚。
我问亚当，复原力是忍受痛苦的一种能力，那么我们如何得知自己的复原力有多大？他解释说，一个人的复原力并不是固定的，因此，应该换个问题：我们怎样才能增强复原力？复原力是指人们面对悲痛的反应速度和强度，而且我们可以建立自己的复原力。用我们的身体来打比方，复原力并不是指脊柱本身，而是要加强脊柱周围肌肉的力量。
我现在知道，一个人将会在经历创伤后不断成长。很多面临毁灭性打击的人，之后都会发现自己拥有了更强大的力量，并且能找到更深刻的人生意义。
我的人生旅程刚刚过半，急性悲伤的迷雾随已慢慢散开，可这份悲伤以及对于戴夫的思念扔如影随形。我继续挣扎着，摸索着这本书中讲到的诸多方法。和许多经历过悲剧的人一样，我希望自己可以找到人生的意义，重拾快乐，并帮助他人走出迷雾。回首曾经最黑暗的时刻，现在的我明白，即使在那样的情形下，我的内心也闪耀着希望的光芒。那一天，孩子们在墓地崩溃大哭的时候，我对他们说：“这是我们生活中第二糟的时刻，既然我们已经扛过了最糟的那一个，那么这一个我们也一定能扛得过去，未来只会越来越好。”然后，我唱起从小就熟悉的一支歌——“安息平安”，以祈祷平安。我不记得自己为什么要唱这首歌，后来我才明白，这是犹太教徒哀悼亡者时诵唱的赞美诗《珈底什》的最后一句。很快，在场的人都唱了起来，孩子们也跟着唱起来，哭泣停止了。之后，在女儿的生日会那天，我从卧室的地板上爬了起来。整个生日会我都保持微笑，令我惊讶的是，那天女儿过得非常开心。
就在失去戴夫后的几个星期，我跟朋友菲尔讨论了孩子们的亲子活动，我们达成了共识——找人代替戴夫的角色。我哭着对菲尔说：“可是我只想要戴夫。”菲尔抱着我说：“既然选择A已经不存在，你就只能考虑选择B了。”人生从来都不完美，每个人的生活都存在B选项。这本书就是要帮助所有人去面对并做出选择。
总结：这一章主要是描述作者那段经历，提出复原力和另一种选择（选择B）的概念，重点在于对这一本书的介绍以及解释什么是复原力。文章作者的回忆会让类似经历的阅读者感到有共鸣。
01第一章重新呼吸
你必须前行。
我无法前行，
我将前行。
——萨缪尔.贝克特
当我们用各种不同的方式面对或处理消极事件时，也播下了复原力的种子。心理学家马丁·塞利格曼(MartinSeligman)花了数十年研究人们如何应对挫折，结果发现有三个认知因素会阻碍复原力：1)个人化(personalization)：认为坏事的发生都是自己的错；2)普遍性(pervasiveness)：认为消极事件会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；3)持久性(permanence)：认为事件的残余效应将永远存在。这三个因素(简称“3P”)的存在，甚至会让流行曲《一切都棒极了!》(EverythingIsAwesome)变成《一切都糟透了!》(EverythingIsAwful)。它们会让你的大脑萦绕着这样的想法：“都是我的错！一切都糟透了，人生糟透了，而且会一直糟下去，直到永远！”
已有数百项研究表明，无论孩童还是成人，只要他们意识到陷入困境并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错，困境也不会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更不会如影随形般相伴一生，那么他们就会更快地复原。认识到消极事件并非个人原因所致，困难也并非无处不在，更不会永久存续的人，患抑郁症的可能性会降低，也会更好地渡过难关。例如，没有陷入3P陷阱的教师，无论身在城市还是乡村，他们的教学效果都会更好，学生的成绩也更优异。大学游泳队的选手如果不受3P因素的干扰，那么他们的心态更稳定，成绩也会持续提高。对于业绩不佳的保险销售员来说，当他们不再自我否定，并积极鼓励自己时，不但销售额往往会提高两倍以上，而且从事保险业的年头也要比其他同事长两倍。
我也曾落入3P陷阱，首先是从个人化的内疚开始的。戴夫去世后，我迅速陷入了自责。第一份医学报告显示，戴夫的致命伤是从健身器械上跌落导致的头部损伤。因此，我不断地责备自己，如果我们早一点儿发现，他就能够被救活了。我的弟弟戴维是神经外科医生，他坚持认为我这么想是不对的——从健身器械上跌落下来，可能会让戴夫的手臂骨折，却不会要了他的命，所以，在他跌落之前一定发生了什么。后来的尸检证实了戴维是对的，戴夫死于因冠心病导致的心律失常。
即便如此，我仍能找到其他理由责备自己。之前，戴夫从未被诊断出患有冠心病，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和他的私人医生以及我们的家庭医生在一起，仔细分析了尸检报告和其他医疗报告。他之前提过胸部偶尔疼痛，但是我们忽视了，这一点令我非常焦虑。我也一直在思考他的饮食问题——我早就应该督促他改进饮食习惯的。他的私人医生告诉我，只是改变某种生活方式并不能救他的命。后来，戴夫的家人提醒我，其实他和我在一起之后，饮食习惯已经比原来健康多了，这对我是一种安慰。
此外，我还因为他的去世给我身边的人带来的不便而感到自责。悲剧发生之前，我是家里的大姐、实干者、计划者、领导者，但戴夫离开后，我突然什么都做不了了。这时，其他人及时补位，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。我的老板马克·扎克伯格、妹夫马克和玛恩筹划了葬礼，父亲和弟妹艾米帮助我安排了安葬事宜。当人们来家里表示哀悼时，艾米督促我起床，一一感谢到访者；父亲提醒我要吃饭，还坐在我身边监督我吃完。
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我发现自己说得最多的一话是：“对不起，我很抱歉。”我不断地跟每个人说抱歉。我对妈妈说抱歉，因为在戴夫去世后第一个月，她陪着我，这打扰了她的生活；我对朋友们说抱歉，因为他们放下所有的事情，飞来参加葬礼；我对客户们说抱歉，因为这期间我不得不取消约会；我对同事们说抱歉，因为被悲伤压垮时，我会失去对工作的专注。我曾在某个会议开始时，心里想着“我能做到专心去开会”，可眼泪却一下子涌出，我只能匆匆对大家说抱歉，接着迅速离开。
亚当最终说服我，我必须舍弃“抱歉”(sorry)这样的字眼。他也提到，其他类似的闪烁其词的表达也不能再使用。亚当解释说，自责会阻碍我复原，这意味着孩子们的复原也会受到影响。他的话让我惊醒了。我意识到，既然医生都没能阻止戴夫的死亡，那么我相信自己有能力阻止他的离开就是完全没有道理的。我也没有打扰任何人的生活，所有的不便都是悲剧的发生带来的。没有人认为我应该为哭泣感到抱歉——一旦尝试停止说抱歉，我就会不停地咬舌头，慢慢地，内疚也就渐渐消失了。
当自责越来越少时，我开始注意到，并不是每件事都那么糟糕——孩子们可以整夜熟睡了，他们哭得少了、玩得多了；我们也去找专业的咨询师和治疗师寻求帮助，我可以自己照顾孩子们了。我有深爱我的家人、朋友和同事，他们每时每刻都为我和孩子们提供支持，我感觉跟他们更亲近了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亲密。
在3P陷阱中，对于我来说最难的部分是悲伤的持久影响力。数月以来，无论我做什么，我都会感觉到痛苦无处不在。我认识的大部分经历过人生悲剧的人都说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悲伤会慢慢消逝。他们想让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我会微笑着想起戴夫。但我根本不相信。孩子们哭的时候我会迅速想象到未来——他们未来的生活中没有爸爸了。戴夫不只是错过了一场足球比赛，而是以后所有的足球比赛、所有的辩论会、所有的假期、所有的毕业典礼，他都会错过。他也不会出现在女儿的婚礼上，他不能挽着她的手，把她交给她的爱人。永远失去戴夫的恐惧使我浑身无力。
当我们受苦的时候，便倾向于将苦难无限地投射、放大。有一项叫“情感预测”(affectiveforecasting)的研究，旨在对人们未来的情绪进行预测。该研究显示，我们往往过度放大了消极事件对于身的影响。研究人员请一些学生想象自己和爱人分手两个月后的伤心程度，又请一些真正经历过分手的学生报告分手两个月后的感受。研究结果显示，真正经历过分手的学生要比仅凭想象的学生更快乐。此外，我们也会高估其他压力事件的消极影响。例如，被拒绝授予终身教职的助理教授，认为自己在接下来的五年内都会沮丧消沉，但实际上他并没有。某个大学生认为，如果他被分到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宿舍，就会感觉很痛苦，实际上也没有。至少对我所在的大学里两次被分配了最差宿舍的人来说，这项研究结果确实无比正确。
正如身体自带免疫系统，大脑也有其免疫系统。当某些事情不能正常运转时，我们便会本能地启动防卫机制——就像我们认为每朵乌云都镶有金边，给柠檬加水加糖，我们总喜欢老调重弹一样。但失去戴夫之后，我什么都不能做了。每当我试图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变得更好时，脑中就会有一个更响亮的声音坚持说：“不会变好的，我和孩子们永远都不会重拾快乐了，永远不会。”
塞利格曼发现，像“从不”“总是”这样的词代表了持久性。就像把“抱歉”踢出我的词汇表一样，我也试图不再使用“总是”“从不”，而是用“有时”“近来”来取代。于是，“我总是感到很糟”变成了“我有时感到很糟”，虽然这不是最理想的状况，但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了。我注意到，在某些时刻，痛苦会暂时减轻，就像偏头痛减轻了那样。既然有这些时刻的存在，那么，在陷入更深的悲痛时，我可以多想想这些轻松时刻。我开始明白，无论我感到多么悲伤，下一个痛苦减轻的时刻总会来临。这样做也帮助我重新获得了控制感。
我也尝试采用认知行为疗法，写下我认为会导致我痛苦的事情，然后证明这么想是错的。我从自己最大的恐惧开始写起：“孩子们再也不会有快乐的童年了。”盯着写在纸上的句子，我感到心如刀绞。不过，我也意识到，之前我和很多童年时期失去父母的人交谈过，证明我这个认知是错误的。还有一次我写道：“我再也不会开心了。”盯着这句话，我发现，就在那天早上，有人给我讲了个笑话，我笑了。那一分钟，我的这句话就是错的。
每个人都会面临失去：失去事业、爱情或生命。问题不在于悲剧及挫败何时发生，它们总会发生，我们也必须直面应对。
复原力源于每个人的内在，也源于他们获得的外部支持；复原力源于因生命中的美好而引发的感恩，也源于在挫败中学到的经验；它既来自对于悲伤的解析，也来自对悲伤的接纳。有时，你的复原力比你想象的弱一些；有时，又会强一些。
我想让你明白，当生活给你当头一棒，让你坠入悲伤之海时，你能做的就是奋力游向水面，重新呼吸。
总结：这个章节从最悲伤的开始阶段讲述起，面临重创后我们都需要复原力，而心理学家发现有三个认知因素会阻碍复原力：1)个人化：认为坏事的发生都是自己的错；2)普遍性：认为消极事件会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；3)持久性：认为事件的残余效应将永远存在。这三个因素(简称“3P”)的存在，甚至会让流行曲《一切都棒极了!》(EverythingIsAwesome)变成《一切都糟透了!》(EverythingIsAwful)。它们会让你的大脑萦绕着这样的想法：“都是我的错！一切都糟透了，人生糟透了，而且会一直糟下去，直到永远！”
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去考虑是否我也是陷入了3P陷阱，内疚（原因归结为自己）、自责（向所有人说对不起）。而这些都需要克服掉：1、舍弃“抱歉”这样的字眼，其他类似的闪烁其词的表达也不能再使用。自责会阻碍我复原，这意味着孩子们的复原也会受到影响。2、持久性：每当我试图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变得更好时，脑中就会有一个更响亮的声音坚持说：“不会变好的，我和孩子们永远都不会重拾快乐了，永远不会。”替换这些词，不再使用“总是”“从不”，而是用“有时”“近来”来取代。3、认知行为疗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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